2016年，中國慈善聯(lián)合會和敦和基金會聯(lián)合發(fā)起“敦和·竹林計劃”，支持我國青年學者開展慈善研究。項目得到了來自海內外青年學人的熱情響應，目前已獎勵和資助了百余名青年學人開展課題研究。近日，新華公益聯(lián)合中國慈善聯(lián)合會、敦和基金會推出“竹林論善”系列，將陸續(xù)展示這些青年學人的優(yōu)秀研究成果，打造一場慈善思想的盛宴。今天是第六篇——
江南慈善文化傳統(tǒng)與中國紅十字運動的興起
郭進萍
[摘要]江南地區(qū)擁有源遠流長的慈善文化傳統(tǒng)，為紅十字運動向中國的移植提供了豐富的資源支持。高度會通的業(yè)務活動和征信機制為紅十字會扎根中國提供了民眾認同的觀念基礎。在近代西學的全方位沖擊下，江南慈善文化傳統(tǒng)通過融通與轉型實現(xiàn)了時代更生，催生了晚清義賑，為紅十字運動在中國的興起奠定了實踐基礎，江南的善人群體則為紅十字會在中國的創(chuàng)建提供了堅實的人力資本。江南慈善文化傳統(tǒng)在中國紅十字運動興起過程中的一席之地是不容忽視的。
[關鍵詞] 江南;善會善堂;紅十字運動;義賑;善人群體
紅十字運動起源于一場戰(zhàn)爭，由瑞士人亨利·杜南于1863年發(fā)起倡議，隨即如燎原之火迅速擴散開來。在近代中國門戶洞開、西學東漸的時代潮流下，紅十字登陸中國乃大勢所趨。紅十字會在中國的創(chuàng)建，被譽為慈善界“第一偉舉”。對此，學界從多角度、多層面進行審視，尤其對中國紅十字會起源模式的探討，形成焦點。圍繞這一議題，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一是沖擊——回應說。以閔杰和周秋光為代表，他們大體認為“紅十字會的誕生存在著一個相當清晰的從思想到行動的展開線索，即經歷了西方影響——國人了解——宣傳鼓動——成立組織的線性發(fā)展階段。”對此，朱滸、楊念群持保留態(tài)度。
二是本土實踐說。朱滸、楊念群認為，“以往研究基本上沒有對實踐脈絡進行認真分析，從而掩蓋了紅十字會在中國扎根的真正途徑”。他們強調義賑的作用，認為“正是義賑這種跨地域的地方性實踐機制在上海的持續(xù)運轉，才使得上海紳商能夠屢屢在實際行動中將紅十字形式運用于中國”，“紅十字會在中國起源過程中的所有實踐都屬于這種跨地域的地方性實踐機制的范圍。”
三是中西慈善文化融合與嫁接說。周秋光曾撰文指出，“中國紅十字會的成立，是內因與外因互動、中西慈善文化相互融合的結果。”隨著研究的深入，周秋光與楊智芳又進一步提出了中國紅十字會起源路徑上的“嫁接”理論，指出“紅十字會雖系‘舶來品’，但中國紅十字會確是中國本土的慈善組織‘嫁接’紅十字會逐漸成長的結果。”池子華則從西學東漸與紅十字的“登堂入室”、人道主義——中西會通的慈善文化和在“融通”中實現(xiàn)對接三個層面對紅十字會在中國的落地生根進行闡釋，指出“在西方慈善事業(yè)‘東漸’的潮流中，紅十字登陸中國。經過有識之士的啟蒙宣傳和‘移花接木’的實踐，紅十字會在中國的創(chuàng)興已是水到渠成。”
從上述觀點可以看出，關于中國紅十字會的起源模式問題，學術界已有相當探討，盡管尚無定論，但在這一問題上已有一定共識，即紅十字會在中國的起源是多種因素、多方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本土慈善文化在這一過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作為“舶來品”的紅十字會，不是在其他地方而是首先在江南落地生根，這與江南社會濃郁的慈善文化傳統(tǒng)不無關系。本文就此問題展開考察，以就教于方家。
一、源遠流長的慈善文化傳統(tǒng)
江南慈善文化傳統(tǒng)源遠流長，至晚從宋代開始，伴隨經濟重心的南移，江南作為繁榮富庶之地，就在各種善舉的興辦方面頗有聲色，并呈現(xiàn)出以下明顯的特點：一是機構設置早;二是設施種類多、濟助對象廣;三是機構規(guī)模大、設施全;四是出現(xiàn)了民間慈善活動。[王衛(wèi)平：《明清時期江南地區(qū)的民間慈善事業(yè)》，《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1期。]宋初名臣范仲淹在蘇州創(chuàng)辦范氏義莊，以義田所得資助同族衣食及婚嫁喪葬用度，這一做法受到廣泛的稱道和效仿。據清人記載，“范氏設義莊以贍族之貧，至今吳人效法者頗眾。”[《同治蘇州府志》卷24《公署四》，《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7，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5頁(總第582頁)。]至明清時代，江南地區(qū)民間慈善活動的興盛成為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梁其姿的研究清楚地表明，江南自明清以來一直是全國范圍內善會善堂最為發(fā)達的地區(qū)，如下表所示：
江南好善之風盛行，素有“東南好義之名稱天下”[劉宗志：《清代慈善機構的地域分布及其原因》，《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之美譽。這種善風在蘇州、上海等城市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馮桂芬指出，“今世善堂、義學之法，意猶近古，能行之者，惟我江蘇為備。江蘇中，又惟蘇州、上海為備。雖都會如江寧，膏腴如揚州，弗逮也。”[馮桂芬：《顯志堂稿》卷3《上海果育堂記》，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xù)編》第79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第30頁(總第361頁)。]
蘇州是民間慈善最為發(fā)達的地區(qū)，據史料載：“吾蘇好善之多也，生長是邦，耳濡目染，視善善為分內事，與抑上之人為之倡率，俾之得行其志，而益勸于為善也。吾蘇全盛時，城內外善堂可縷指數(shù)者，不下數(shù)十，生有養(yǎng)，死有葬，老者、廢疾者、孤寡者、嬰者，部分類敘，日餼月給，旁建惜字、義塾、放生之屬，靡弗周也。”[《同治蘇州府志》卷24《公署四》，《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7，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頁(總第567頁)。]所行善舉領域也非常廣泛，“恤養(yǎng)老幼貧病，施舍棺藥，收埋尸柩等項善舉，無一不備。”[蘇州歷史博物館等合編：《明清蘇州工商業(yè)碑刻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9頁。]《民國吳縣志》載：“吳中富厚之家多樂于行善，冬則施衣被，夏則施帳扇，死而不能殮者施棺，病而無醫(yī)者施藥，歲荒則施粥米。近時又開樂善好施建坊之例，社倉、義倉給獎議敘，進身有階，人心益踴躍矣。”[《民國吳縣志》卷52上《風俗一》，《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11，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頁(總第848頁)。]
上海也毫不遜色，《法華鄉(xiāng)志》載：“富人率皆好善，遇便人事爭先為之，故事易集。今雖戶鮮蓋藏，而尚義之風較他處尤為奮勉。”[《法華鄉(xiāng)志》卷2《風俗》，《中國地方志集成》鄉(xiāng)鎮(zhèn)志專輯1，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第1頁(總第27頁)。]鄉(xiāng)鎮(zhèn)之中也多樂善好施之風，如寶山月浦“地瘠民貧而樂善好施者則亦不鮮，往往慷慨解囊，集涓滴而成巨款，存典生息，資以施濟，俾煢煢無告之民以及無主尸身皆得其所。”[《月浦里志》卷10《救恤志》，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編：《上海鄉(xiāng)鎮(zhèn)舊志叢書》10，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第90頁。]不僅如此，上海還出現(xiàn)了綜合性善堂。嘉慶九年(1804年)設立的上海同仁堂，開展的救濟活動主要有“一恤嫠，凡舊族孀居，貧苦無依者，月給錢七百;一贍老，凡年過六十，貧苦無依或殘疾不能謀生者，月給錢六百;一施棺，凡貧無以斂(殮)者，予之棺并灰砂百斤;一掩埋，凡無主棺木及貧不能葬者，一例收埋。后又建義學，施棉衣，收買字紙以及代葬、濟急、水龍、放生、收瘞路斃浮尸等事。他如棲流、救生、給過路流民口糧，悉預焉”。因此，同仁堂成為上海“諸善堂之冠”[俞樾、方宗誠：《同治上?？h志》卷2《建置》，同治十年刻本，第23頁。]。
至近代，伴隨上海的開放和崛起，各類善行義舉的開辦更是獨占鰲頭。從《申報》對上海善堂林立，是“眾善之門”[《論善堂義冢切宜深埋事》，《申報》1872年7月15日，第1版。]、“法良意美”[《擬請各善堂將收捐少年改用老者》，《申報》1874年2月4日，第3版。]、“義舉極多”[《便貧民即所以化莠民說》，《申報》1882年12月8日，第1版。] 的批量報道中即可窺見一斑。江南的善風通過“示范——模仿”[這方面的例子有：乾隆五十六年，孫傳之等在湖州菱湖創(chuàng)設義塚，即受到江南其他地區(qū)善風的影響。他提到：“為善之道，莫甚于重民命，如蘇州之同仁、嘉興之同善、本郡之寧紹寄棺所，善事之傳聞，指不勝屈。菱湖雖處偏隅，亦當仿而行之。向來創(chuàng)建留嬰以及設局施棺、建置骨塔均不失為勝舉。”見《菱湖鎮(zhèn)志》卷2《公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xiāng)鎮(zhèn)志專輯24，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第9頁(總第783頁)。]的路徑隨處流播，蔚成風氣。
眾所周知，一種新式制度的傳播或移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移植國原有的價值觀念以及意識形態(tài)等傳統(tǒng)文化的相容程度。而江南慈善文化傳統(tǒng)與紅十字運動的高度相容性，為后者在中國的興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二、似曾相識：江南善會善堂與紅十字會的融通
江南好善之風濃郁悠長，善會善堂林立，且在業(yè)務活動和征信機制方面與外來的紅十字會頗為相似，這對紅十字運動在中國的興起，至關重要。
(一)業(yè)務活動的相通
善堂是在中國盛行的一種慈善組織，它的職能就是“行善”，“所行善舉，則育嬰焉、恤嫠焉、施棺焉、掩埋焉，冬則施衣，夏則施藥，地方之窮而無告者養(yǎng)生送死之事，皆于是賴焉，凡此善舉，無論通都大邑、城鄉(xiāng)市鎮(zhèn)之間，皆大略相同。”[《論清查善堂事》，《申報》1897年3月15日，第1版。]這些都是中國人耳熟能詳之事。而紅十字會以博愛恤兵為宗旨，“遇戰(zhàn)事，療傷瘞骼，固其天職，而平時濟荒賑饑，亦其當盡之義務”。[沈敦和：《<人道指南>發(fā)刊詞》，《人道指南》1913年第1號，第1頁。]故而當紅十字會走近中國之時，人們就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最初，紅十字會的活動即被視為一個“善舉”行為。
1895年2月，一批在華西人在營口設立紅十字醫(yī)院，《申報》代其向上海中外人士募捐時就將之稱為“善會”[《善會募捐》，《申報》1895年2月7日，第2版。]，稱開辦營口醫(yī)院者為“西國善士”，他們的救濟行為“非尋常善舉”[《募捐小引》，《申報》1895年2月7日，第1版。]。不僅報界將紅十字會視為傳統(tǒng)善會之一種，官方也持類似看法。
1904年3月26日，中國駐美使臣梁誠在給清政府的奏折中這樣說到，紅十字會“命意略如內地善堂，以拯災恤難為義務”，“各省善堂成效昭著，董其事者，富而好善”，可以“兼辦(紅十字會)，可毋庸另設會所”。建議把善堂改造成紅十字會加以仿行，“以京師善堂為總會，復于行省商埠酌設分會。平時施衣贈藥，兼辦軍醫(yī)學堂，戰(zhàn)時防病療傷，責令隨營照料。遇有他國兵事亦一視同仁，派人前往。經歷愈多，收效愈廣，軍醫(yī)可資補助將士侍以無虞。”[《出使美國大臣梁奏擬請聯(lián)約各國仿設紅十字會折》，《東方雜志》1904年第1卷第11期，第418頁。]從這些言論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把紅十字會比附善堂，屢見不鮮。這種“似曾相識”的感覺為紅十字走進中國，架起了一座橋梁。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這種相通性，中國紅十字會成立后，不但分擔了傳統(tǒng)慈善團體的大部救濟工作，甚至將救濟作為中心業(yè)務。1913年，《中國紅十字會雜志》上刊載了紅十字會的7項宗旨，分別為恤兵、拯災、振饑、治疫、醫(yī)藥、救護、瘞亡。[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編：《中國紅十字會歷史資料選編(1904—1949)》，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20頁。]如下圖所示：
不難窺見，紅十字會所從事的業(yè)務工作除恤兵外仍不脫江南傳統(tǒng)慈善活動的范圍，究其原因，“這可能和許多西方的理念傳播到中國的結果類似，中國社會往往選擇與其文化背景最為契合的部分予以接受甚至融合。”[張建俅：《中國紅十字會初期發(fā)展之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308頁。] 江南善會善堂與紅十字會業(yè)務活動的相通打破了民眾對外來文化的排拒心理，為紅十字登陸中國營造了良好的輿論氛圍。
(二)征信機制的趨同
取信于民是慈善組織能否生存的前提條件，也是其吸納捐助的基本保障。在征信機制上，紅十字會與傳統(tǒng)善會善堂也存在趨同性。所謂征信，是慈善機構接受外界的捐款捐物后，要如實將數(shù)目公布出來，以求取信于人。傳統(tǒng)的做法是印成小冊子，即“征信錄”。[關于“征信錄”，日本學者夫馬進在《中國善會善堂史》一書文末“附篇二：關于‘征信錄’”中，對《征信錄》的誕生、性質、機能及意義作了詳實的考證和闡述。他指出《征信錄》的出版始于明末清初。編制《征信錄》的原因，大概是因為明末清初以后的民營社會福利事業(yè)是以一縣一府為單位的，活動領域非常廣大，而運動的資金也是數(shù)目龐大的，所以在來自周圍的懷疑的目光中有必要采用征信的形式。參見〔日〕夫馬進：《中國善會善堂史》,伍躍、楊文信、張學鋒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706-722頁。]征信錄是當時的年度事業(yè)報告書和財務報告書的統(tǒng)稱，二者編制在一起。內容除了刊載相關章程和事件經過外，捐獻者、捐獻數(shù)目以及所有支出的內容，都要記述清楚，目的是讓社會各界放心，也激發(fā)人們再踴躍捐獻[張祖平：《清代慈善組織的信息披露機制》，《遼東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
對于征信錄，江南善會善堂并不陌生，據《海寧州城重設留嬰堂征信錄(光緒十七年至十九年)》章程記載：“年終匯刻征信錄。每年正二月付刻印定，不過三月。過者司事議罰。印就由州尊申送各大憲衙門牙厘局憲備案，州署暨硤石海昌兩厘局并出資商人，由堂中分投呈送。至錢洋出入，固宜擇誠實可靠之人，然自信適以招疑。應照月總例，一冊請州尊牒送城隍神前焚化，一冊由董自備香燭行禮，向城隍神前焚化，以表心跡。” [李芳：《清朝善會善堂自治制度探悉》，《河北法學》2008年第6期。]這種通過《征信錄》取信于神、人的方式在當時的善會善堂中非常具有代表性。
鄭觀應也曾提到，“所有款項遴委本地公正廉勤之紳士實心經理，酌定章程(章程仿善堂，歲刻征信錄)。”[鄭觀應：《盛世危言》，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47頁。]無獨有偶，紅十字會的征信也主要訴諸定期刊行《征信錄》(一般一年一次，也有一月一次)這一方式。1904年《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章程并啟》第三十二條明確規(guī)定對于捐款要刊發(fā)征信錄，“各省如有助款入會者，不拘多寡，請寄上?？偩郑l(fā)征信錄，并隨時登報，以昭核實。”[《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章程并啟》，《申報》1904年3月3日，第1版。]
截止1922年，中國紅十字會總辦事處共計編就八屆征信錄。是年7月8日，常議會議決，“嗣后征信錄一年一報告，不用連年并計。每屆以七月始，今屆止于六月，職是之故”[《中國紅十字會二十周年紀念冊》，中國紅十字會總辦事處1924年編印，第42頁。]，將征信錄作為一種制度固定下來。
顯然，在制度設計上，紅十字會汲取了江南傳統(tǒng)慈善組織的慣用做法，具有趨同性。誠如夫馬進所指出的，“比什么都重要的是，紅十字會等新的慈善團體結成的時候，也是沿著與舊善會完全一樣的手續(xù)締結而成的。慈善會和善會沒有什么特別不同的地方”[夫馬進：《中國善會善堂史——從“善舉”到“慈善事業(yè)”的發(fā)展》，《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06年第7卷。]，即是最好的注腳。
三、有機對接：地方傳統(tǒng)的時代更生與紅十字運動本土化的實踐
盡管江南濃郁的慈善文化傳統(tǒng)為紅十字會扎根中國提供了民眾認同的觀念基礎，但紅十字會畢竟是舶來品，要消弭二者之間的本質差異，還須借助外力的沖擊。在近代西學的全方位滲透下，江南慈善文化傳統(tǒng)也在悄然變革，通過融通與轉型實現(xiàn)與西式慈善組織的趨同。
(一)江南慈善文化傳統(tǒng)的時代更生——晚清義賑的興起
江南善會善堂在晚清各種力量的合力推動下實現(xiàn)了時代更生，催生了義賑。“所謂義賑，是指由民間義士組織領導的大規(guī)模的跨區(qū)域的賑災活動。災荒發(fā)生后，民間自發(fā)地進行募捐，有組織有計劃地到災區(qū)放糧放款，賑濟災民。”[陳樺、劉宗志：《救災與濟貧：中國封建時代的社會救助活動(1750-1911)》，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37頁。]據朱滸考證，晚清義賑的真正肇始是光緒三年開辦的山東賑災行動。到19世紀末，義賑在江南已經蔚然成風。江南善會善堂對于義賑的組織作用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代理義賑領導機構的作用;二是代理義賑分支機構的作用。[參見朱滸：《地方性流動及其超越：晚清義賑與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61頁。]不管怎樣，“就義賑初期組織機構的整體結構而言，江南善會善堂在其中的主導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因為“義賑組織活動最初的主要依托，或者說對義賑初期活動起到重大組織作用的機構，正是在江南地區(qū)有著長期歷史且相當繁盛的傳統(tǒng)慈善組織——善會與善堂。”[朱滸：《跨地方的地方性實踐——江南善會善堂向華北的移植》，“華南研究年會”論文，廣東廣州，2004年。]誠如光緒《松江府續(xù)志》所載：“光緒四年，直豫秦晉四省旱災，松江府屬各善堂紳士勸募巨資，解交接濟……六年，復因直隸天河水災，賑大清河工賑，郡邑各善堂勸募如前……越境拯災，為自古以來不恒見之舉，而各捐戶之踴躍樂從者，上自士大夫，下逮商賈傭工嫠婦，無不感激奮興，傾囊相助……俾各善堂得以藉手成事。”[博潤等修、姚光發(fā)等纂：《光緒松江府續(xù)志》卷9《建置志》，光緒九年刊本影印本，第52頁。]即使后期義賑在組織機構上出現(xiàn)了一個重大變化，“即義賑以協(xié)賑公所為中心所組建的義賑網絡取代了早先對善會善堂的依托，但是此時的義賑網絡仍須大力借助江南的善會善堂體系。”[朱滸：《地方社會與國家的跨地方互補——光緒十三年黃河鄭州決口與晚清義賑的新發(fā)展》，《史學月刊》2007年第2期。]
義賑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傳統(tǒng)的地方性慈善事業(yè)，呈現(xiàn)出跨地域的新特點，“救災及數(shù)千里之遠”[劉宗志：《清代慈善機構的地域分布及其原因》，《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茲以“丁戊奇荒”時期的重要賑濟機構——“滬上協(xié)賑公所”為例加以透視。該公所于1877年由經元善創(chuàng)辦，最初專辦豫賑，后因陜西災情漸重，又兼辦秦賑。不久，再將賑濟范圍擴大到直隸和山西兩省，從而涵蓋了整個華北災區(qū)。為適應不斷擴展的救災需要，“滬上協(xié)賑公所”擴大了組織機構，增設25處賑捐代收處，除4處在上海外，其余21處分別設立于松江、蘇州等地。還有建在國外者，如美國的舊金山，日本的橫濱、長崎等地。[陳樺：《晚清的災荒與義賑》，《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月30日。]義賑所呈現(xiàn)出的新特點無疑與紅十字會不謀而合，為后者扎根中國提供了實踐基礎。
(二)義賑與紅十字運動本土化的實踐
伴隨紅十字在中國的登陸，“中國義賑組織與西方慈善精神和西方現(xiàn)代性的慈善組織出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認同、互信與融合”[靳環(huán)宇：《中國民間慈善組織的歷史嬗變》，《中州學刊》2006年第2期。]。因而當紅十字登陸上海灘后，很快被接納并在民間義賑的基礎上付諸行動。
1900年，一批上海紳商為了搭救在八國聯(lián)軍戰(zhàn)爭中流落華北的東南各省人士，仿紅十字會有關原則組織救濟善會和濟急善局，前赴華北地區(qū)展開救助行動。救濟善會和濟急善局都有意識地借用紅十字會的名義和理念開展救援活動。救濟善會的負責人陸樹藩曾在《申報》上刊出公啟，“聲明此系東南各善士募資創(chuàng)辦，亦如外國紅十字會之例，為救各國難民及受傷兵士起見”[《救濟善會啟》，《申報》1900年9月9日，第3版。]，并在章程中明確規(guī)定“凡善會執(zhí)事之人登列名冊，衣上有紅十字記號，洋文寫明‘中國紅十字會執(zhí)事人’字樣。外人不得仿照釘用紅十字希圖冒混，如敢故違查出究罰”[《署直隸臬司孫麟伯廉訪致陸純伯部郎函》，《申報》1900年12月24日，第3版。]。其后成立的濟急善局在其章程中也申明“此系仿照紅十字會意辦理”[《濟急公函》，《申報》1900年9月30日，第3版。]。
值得一提的是，陸樹藩在天津遇到一批“甘從洋兵，以身試險”的苦工時，雖認為其“貪利北來”，“本不應救”，但念及“紅十字會例，以平等救人為主，故仍一體援之”[陸樹藩：《救濟日記》，阿英編：《庚子事變文學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050頁。]。在救助行動大致結束后，陸樹藩還產生了“籌辦紅十字會，以垂永久”[《北方救濟并歸順直春振啟》，《申報》1901年3月22日，第4版。]的念頭。
這場救援行動的紅十字會性質在當時引發(fā)了廣泛的社會反響。有認可的聲音，如在《申報》館協(xié)賑所發(fā)出的勸募聲明中即認為，救濟善會和濟急善局的宗旨都“與泰西紅十字會相同”[《勸募救濟兵災捐款》，《申報》1900年9月9日，第1版。]。時人陶濬宣賦詩直稱“救濟會原紅十字，溫拯寧止活千家。登高一嘯群山應，天地回春頃刻花。”[《來函照登》，《申報》1900年11月14日，第4版。]也有批評的聲音，批判中國人對于國際規(guī)約的忽視，“然未入會者，不得用紅十字徽章。案庚子救濟善會用紅十字標幟為西人所限制由，當事者不明此理由也。”[乾慧譯述，智度筆受：《譯件：稗瀛一粟：英國女杰涅幾柯兒傳》，《女學報》1902年第4期，第41頁。]因為在當時西方人看來，救濟善會的舉動屬于濫用紅十字會標識，理應受到譴責。無論是認可還是批評的聲音，江南義賑組織的救濟活動都使“紅十字”三個字眼進一步走進國人的視野。
1904年2月，日俄戰(zhàn)爭爆發(fā)，歷辦義賑的江南紳商沈敦和、任錫汾、施則敬等積極奔走聯(lián)絡，依據以往經驗，擬仿照庚子救濟會之例，發(fā)起成立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但因“格于會中公法，窒礙難行”，普濟善會無法得到日俄交戰(zhàn)方認可而舉步維艱。隨后由這批紳商聯(lián)合在華西人共同發(fā)起的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終于宣告了中國紅十字會的誕生。
以上史實充分展示了江南義賑機構在紅十字這一新生事物走近中國過程中所發(fā)揮的紐帶作用。上海作為晚清義賑活動的中心地，“到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成立時，該處義賑活動已有將近三十年的歷史。其頭面人物雖經歷了數(shù)次更迭，但其活動傳統(tǒng)從來沒有發(fā)生過中斷，其社會影響也一直未衰”[朱滸：《中國紅十字會的地方性起源》，《石家莊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梢哉f，實現(xiàn)新的跨越，首先在上海發(fā)起成立中國紅十字會是極其自然的，也是水到渠成的。
四、一脈相承：江南善人群體和紅十字會創(chuàng)建者
正是基于義賑與紅十字運動的勾連，歷辦賑舉的江南慈善家也順理成章地成為紅十字會在中國的創(chuàng)建者。據研究成果顯示，“明清江南不僅善人義舉眾多，而且日益呈現(xiàn)群體性特征，這里也成為近代慈善家的搖籃”，或許可以說已經出現(xiàn)了“善人群體”[黃永昌：《清代的善人群體與慈善網絡——以江南為中心》，《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考諸中國紅十字運動的興起史實，江南善人群體發(fā)揮了中堅力量。
1904年3月10日，上海萬國紅十字支會(3月17日正式定名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成立，宣告了中國紅十字會的誕生。上海萬國紅十字會采用董事會制，由45名中外人士組成，除西董35人外，華董10人，為沈敦和、施則敬、嚴小舫、朱葆三、周金箴、徐潤、蘇寶森、陳潤夫、曾少卿、朱禮琦。
為便于考察江南善人群體與中國紅十字會在辦理人員方面的承繼關系，有必要對這些中方董事的社會身份稍作考察。如下表所示：
資料來源：苕水外史：《沈敦和》，集成圖書公司，1911年，第4-5頁;吳海林、李延沛編：《中國歷史人物辭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63頁;徐潤著：《清徐雨之先生潤自敘年譜》，王云五主編：《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20輯，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29頁;曹雪娟主編：《吳江名人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148頁;沈雨梧：《“為‘寧波幫’開路的嚴信厚”》，《浙江文史資料選輯：寧波幫企業(yè)家的崛起》第39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9頁;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8輯，《當代名人小傳》卷下，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194-195頁;韓信夫、楊德昌主編：《張弼士研究專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40頁。
上表顯見，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中方董事，大體都是晚清時期紳商階層中的精英人士和江南義賑機構的主要負責人。他們大多既從事工商實業(yè)活動，又同時享有傳統(tǒng)功名和職銜。這批紳商盡管籍貫不同，但都長期在上?；顒?，熱心社會公益事業(yè)，賑災救恤，是上海社會中的頭面人物。因上海開風氣之先的獨特地理優(yōu)勢，這批紳商也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地域紳商的特質，即不一般的國際視野和世界意識。他們在積極投身賑務之余，耳濡目染著西式慈善組織的理念和運作，繼而通過思考與比較，推動中國傳統(tǒng)慈善事業(yè)的近代轉型。從施則敬的辦賑經歷中可以鮮明勾勒出江南紳商與紅十字發(fā)生關聯(lián)的內在軌跡。施則敬1855年生于江蘇震澤“一個書香門第，積學好德、急公好義的大家族中。”[施嘉遠、周毅平：《施氏家族與中國紅十字會》，政協(xié)吳江市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吳江文史資料》第16輯，第78頁。]后隨父遷居上海，經營絲業(yè)。其父施善昌是清末有名的慈善家，曾在1876至1878年“丁戊奇荒”中，與江南紳商聯(lián)手“首軔義賑于蘇、浙”，開展了卓有成效的賑濟活動。施善昌舉辦的各種義賑活動，施則敬均積極參與，資料記載道：“直、魯、晉、豫、皖諸行省水旱偏災，輒奔走募貲赴賑，父子躬其役，不憚勞勤，所募金以數(shù)十百萬計，義聲震天下。”[池子華：《中國紅十字運動史散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頁。]在辦理義賑的過程中，由西方傳入的紅十字會引發(fā)了施則敬的積極關注。甲午戰(zhàn)爭中，由施則敬領導的仁濟善堂、絲業(yè)會館籌賑公所積極為紅十字醫(yī)院募捐;庚子之難中，施則敬又相繼參與發(fā)起救濟善會、濟急善局，仿紅十字例救濟難民;1904年日俄戰(zhàn)爭爆發(fā)后，施氏又積極推動成立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并參與發(fā)起上海萬國紅十字會。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發(fā)起過程中幕后指揮，后來成為中國紅十字會首任會長的盛宣懷也系江南歷辦賑舉紳商中的一員。據史料載，“盛宣懷及其家族在上海賑務活動中歷來系頭面人物”[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20頁。]。不僅如此，盛宣懷還對具有紅十字性質的慈善組織始終給予行政和道義上的支持。以濟急善局為例，在一定程度上，盛宣懷可以說是濟急善局的幕后主持人，因為該會的主要負責人施則敬曾明確地說自己是“隨同盛京卿諸公承辦濟急善局”[《聲明代辦》，《申報》1900年11月23日，第3版。]的。另外，盛宣懷在該會成立不久，還領銜與濟急善局同人向各省督撫等地方官員發(fā)出籌捐通電[參見《東南各省同人公電》，《申報》1900年10月6日，第3版。]，大力支持濟急善局的救濟行動。正是這批具有“不一般國際視野”和豐富辦賑經驗的江南善人群體的積極實踐才最終促使紅十字會在中國落地生根。
結語
考察紅十字運動在中國興起的這一史實，可以發(fā)現(xiàn)其與江南慈善文化傳統(tǒng)之間存在著剪不斷的延續(xù)性，江南濃郁的慈善文化傳統(tǒng)為紅十字運動在中國的扎根提供了民眾認同的觀念基礎、實踐基礎和人力資本。誠如夫馬進所說，“事實上，正是因為有了善會善堂的傳統(tǒng)，才能出現(xiàn)從未有過的、共同追求新目標的‘新式社團’。”[夫馬進：《中國善會善堂史——從“善舉”到“慈善事業(yè)”的發(fā)展》，《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06年第7卷。]或許可以用上海與紅十字會的關系來反射江南與紅十字運動的淵源，即江南是中國紅十字會的策源地和發(fā)祥地。紅十字會在江南不論是歷史的或者是現(xiàn)實的，好像血統(tǒng)一樣，總脫不了其流長的淵源。[參見《本會新聞：五月二十日上海同仁聯(lián)歡會》，《紅十字月刊》1948年第30期，第25頁。]沒有江南慈善文化傳統(tǒng)的積淀，紅十字運動在中國的興起必將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紅十字運動的興起雖植根于江南慈善文化傳統(tǒng)，但卻發(fā)生在近代中國西學東漸、國門洞開的時代背景下。畢竟江南慈善文化傳統(tǒng)于中國紅十字運動而言，僅是必要條件之一。要消弭二者之間的本質差異，還須借助外力的沖擊，實現(xiàn)傳統(tǒng)文化的更生和轉型。這或許又進一步印證了所謂的沖擊——反應模式。在筆者看來，這并非單純的西方中心論，它也包含著中國自身文化傳統(tǒng)對外來文化的自主選擇和調適。事實也證明，在中國紅十字運動興起后，江南慈善文化傳統(tǒng)依然扮演了如影隨形的角色，強烈而持久。這一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不管怎樣，江南慈善文化傳統(tǒng)在中國紅十字運動興起過程中的一席之地是不容忽視的。
